南 国 之 行

李保君

借第三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之际，在赏景之余，粗略了解了一下祖国南乡风俗民情、人文地理，顺道进入越南，感受了社会主义在异国的发展状况。我们的旅行与法律无关，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，法律无处不在。这一路走来，颇多感触跃然于脑海，难以释然。

南宁，律师论坛

踏上南国土地的那一刻，心情与气温一样升温，论坛组委会热情的招待，充分体现了中国礼仪之邦深远而博大的精神。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大都一样，礼为先是我们不变的传统。与传统一样，南宁同全国其他城市也一样，林立的高楼大厦中包围着的城中村依稀可见，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它的独特。如果再区分仔细一点的话，除了树木较多之外，即使与千年古都北京相比也无大的差别。这绝不是贬低北京。事实上，北京根本就配千年古都之名称，最多只是写在书本中的。1949年以降，对于历史建筑的有意破坏，早已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历史埋葬在几本随时可以扔掉的书本中。姑妄言之，若不是将中南海作为办公场所，与之相邻的北京故宫或许早随北京城墙一道为四化建设殉葬。

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，南宁的城市建设也走了一条完全相同的道路，这是我对南宁的印象。也可以想象拆迁如火如荼，维权之路漫漫也。时值江西宜黄强拆事件发生不久，媒体争相跟进报道，但终究不能唤醒杀人的拆迁制度和制度设计者，同被拆迁人的生命相比，所谓政治上对一些人的处分无足挂齿。一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，着实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，其表面上扮演了帮凶的角色，而实则是制度使然。我一直不相信通过立法能改变现实，而是在于执政阶层和普通民众观念的转变和实际行动，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谈何容易！

城市化进程中的悲喜人生，完全浓缩了中国当下社会。一步步走向高度集中时，权力已被垄断并成为获取私利最有效的手段。可喜的是，律师这样一个无任何权势的群体的觉醒与壮大，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不断校正着社会危险的步伐。当然，代价之大，有目共睹。

在本届律师论他中，刑事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分论坛中，李庄案再次被提及。这起案件是中国法治史上永远绕不过去的坎，借用当下官方（尤其是外交部发言人）常用的一句话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李庄案是中国法治进程的耻辱。这就是律师的代价。论坛中，一位演讲嘉宾称：“中国只允许一个人讲话，其他人均是录音机、播放机和扩音器。”诚如斯言，在只允许有一种声音的国度里，律师这样天生提不同声音的异类，想要存活，只有让社会异化自己。朱久虎、高智晟、许志永等律师无一不因固执己见而遭牢狱之灾。好在，还有一些勇士在坚持、在呐喊、在奔波。

关于南宁，还需要补充的民族的归一化，非融合。我们接触了多个壮族同胞，与汉族无异，在大街小巷中，也找不到壮文的印记，除了特意安排穿着少数民族衣服外，根本无法区分不同民族。或许社会文明进化，让不同民族逐渐丧失了其特有的风俗民情，包括文字在内的文化。但是我以为保留传统同样重要。英国伟大的哲学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有言：“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”。民族同言论一样，须有不同且应宽容不同，如此才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

越南，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

在越南颠簸的路面上，大巴车缓慢前行。车窗外零碎不齐的稻田、延绵弯曲的铁路与山色相映，风景如画。从友谊关出发，到下龙，再至河内，丝毫感受不到现代化的气息。给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是越南的房屋，狭小而高耸，在房屋宽度仅为四五米的情况下，有的高达二十多米，看起来非常不牢靠，同越南人的体型、越南的道路一样，显得十分“苗条”。

经导游介绍，越南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，但在十余年前，进行了土地私有化改革实践，实行“土地国家所有+农户20年使用”的模式，在20年里，农民可以将土地出租、抵押和买卖，集体所有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这印证了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曾今提及的问题。在土地实际私有化的情况下，农民尽量减少房屋占用土地面积，也就不难理解了，也能够充分说明人的自私性与生俱来，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对于每个个体来说，意味着一无所有。

意识形态下创造出的公有制度，虽在二战后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表现出过一些优势，但是以公有制为基础、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很快被甩后，其本身与人类本性、人类文明越走越远。财产制度枷锁会导致不劳而获，更为严重的是，少数人占有、控制了国家大部分资源和财富，名为国有或集体所有，但创造出的价值与你我均无关系。GDP再高、外汇储备再多，也只不过像高高飘扬的旗子，众人只有抬头远望的份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：“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，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。”不幸的是，在其去世80年后，其后辈试图建立自己的天堂，将欧洲大陆变成人间地狱。德国人的制度设计未能成行，但类似的制度设计却在苏联得以生更发芽，并传播至中国、朝鲜、朝鲜、柬埔寨等国。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、《自由秩序原理》中反复论证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、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，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，因此凭籍个人理性或根据社会成员偏好而考虑建构社会制度，是一种“致命的自负”。在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度里，国旗虽然到处飘扬，但绝大多数人灰头土脸，看不到积极进取的精气神，加之难觅工业影踪，表面上看商业发展也步履艰难，再拿朝鲜与韩国相比，无不印证哈耶克半个世纪以前敏锐的洞察力与预见性。

如果说制度设计是影响越南社会发展的全部因素，显然也不准确。战争给这个国度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未消退，革命无疑也极大消耗了其国力。毫无疑问，战争或者革命等暴力只会加剧平民百姓的痛苦。

贵州，红色摇篮？

在天气特别清爽的贵州，欣赏了黄果树瀑布的雄浑壮观，再从贵阳北上，开始了我们的红色之旅。息烽集中营、遵义会议旧址、娄山关，全部都是红色的故乡。据介绍，在当代号称是伟大转折之城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，残弱的红军迂回于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之间，最后虽然只留下8000余人，但顽强地到达陕北。我们亲身体验了七十多年之前红军走过的道路、住过的地方、攻占过的山头，也别有一番意蕴。

据息烽集中营纪念馆的讲解员以及现有史料记载，该集中营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时期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”而设立的关押中共党人和爱国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。但讲解员们照本宣科、完全一致且冷酷无情的讲解，让我觉得这是先前已经形成的程式化的资料，毫无史实感，也毫无新意。经过人为修复的牢狱也不像讲解员所说的那样恐怖和阴森，倒是小萝卜头上课用过的书桌和教室让人觉得，曾经的国民党反动派并非那么冷酷无情，惨无人道，而是有一些人性光辉散发在这座监狱当中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所谓被关押的人员还能在图书阅览室中自由阅读和创作，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，不知是当时没有牢头狱霸，还是国民党反动派只是纸老虎？如此宽松的环境，在当今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，恐怕也不多见。

崔永元在《杂文选刊》中曾发表过一篇《有感于我们对历史态度》的文章，谈及将历史格式化以后，被我们跌跌撞撞地记住了。但是“在烧香磕头的氛围中，历史灰飞烟灭。”息烽集中营中摆放的捐款箱以及一遍遍格式化的讲解，早已涂抹了实实在在的历史，不断描绘着一个个传奇与演义，“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。”

走出息烽集中营的门口，我对遵义之行已索然无味。当“伟大的转折之城”映入眼帘时，我想难道这座城市已经被红色笼罩？

对一座城市如此评价，不知是自我标榜还是带有某种神灵的色彩，但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，为地方旅游造势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遵义会议旧址院内一面墙上悬挂近百块“爱国主义”教育基地的牌匾，与我的担心不谋而合。但我想，执政党一次会议的召开地点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恐有不妥。当时一路追杀红军的国民党反动派，现在还在祖国宝岛台湾执政，这显然不应是国与国的仇恨吧。若两党纯粹因意识形态不合最终遭致民族分裂、国土分离，历史的罪责由谁来承担，若干年后自由分说，但是仅归责于一人或一党，则实为不该。

遵义会议纪念馆里，我们庆幸发现赵紫阳的照片，但是文字记载仅为赵紫阳同志来馆参观，过于简单，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。暂且不论功过，赵做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、当过国家领导人的事实，永远抹杀不掉。同样，在遵义会议召开时为中共总书记的博古，以及张闻天当过总书记的事实，也不是靠玩文字游戏能够涂抹的历史。以贬低一些人而塑造另一些人为伟人，实则只能给中国道观事业做点贡献，别无他益。

在对待历史问题上，我们缺乏作为常人应有的最基本的诚实态度。在天天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今天，在对外宣称伟大中华民族的今天，在伟大转折之城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，赤裸裸的欺骗参观者,用意何在，不言自明。但是，若干年后，此地若同湖南韶山一样，变成磕头烧香的地方，也千万不要见怪。

当我们站在娄山关的山岭中，毛泽东的《忆秦娥娄山关》正如眼帘：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漫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真希望他只是一位诗人。